原创牛汝辰
地名是民族文化的产物。深入地研究中国地名将有助于挖掘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1]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0几个少数民族的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6.7%，其分布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62.5%。汉族人口虽多，是由少数民族融合而成的；越往古代，今少数民族的先民的分布越广阔，据《史记·夏本纪》引先秦《尚书·禹贡》《后汉书·郡国志》、唐《括地志》、宋《舆地广记》《大明一统志》、清《读史方舆纪要》等等历史地理典籍记载，先秦的所谓“蛮、夷、戎、狄”遍布全国。历来称为中原的河南省，其境临汝县西南，据《方舆纪要》记载有“蛮城”，[2]为春秋时“戎蛮国城”；中原尚且有“蛮城”，它的周围自然曾有更多的“夷戎”环居其境。因此，研究我国民族语地名及其文化就具有极重要的价值。不同的民族具有不同的文化，因而在我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大家庭里民族语地名就呈现出多元的文化背景。
一从地名看图腾崇拜
图腾地名是图腾崇拜现象在现代社会的遗存。从民族学、历史学、考古学的资料证明，我国各族多具有一个基本相同的神话传说，表达一个共同的思想意识、各族远祖是同出自一个葫芦里伏羲、女娲兄妹或夫妻相配的子孙。龙部落主要代表苗、黎、壮、低、蒙、满等各族的原始先民；虎部落主要代表羌、彝、白、纳西、土家等各族的原始先民。汉族是以龙虎两部落为基础融合而产生、发展、壮大起来的。龙虎文化主要表现在以上民族的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等原始宗教方面。 伏羲又写成“包羲”、女娲写成“（女包——注：为一个字）娲”。“包”、“（女包——注：为一个字）”义为（女包）或瓠(均读胡)，即葫芦，“娲”的音义均为瓜，即葫芦；羲为戏，包戏为（夸包——注：为一个字）瓠；伏羲和女娲都是葫芦，即葫芦是伏羲和女娲的共同体。葫芦转为“槃瓠”，槃瓠又转为盘古。
凉山州美姑县南境有彝村名“葫芦寨”，即因传说人出自葫芦而取名。滇西南的佤族也是出自葫芦的龙种，在沧源和西盟两个佤族自治县之间的阿佤山有一个岩洞，佤语名为“司岗里”，“司岗”意为成熟的葫芦，“里”意为出来；意为人出自葫芦，于是称这个岩洞为“出人洞”。沧源县旧称“葫芦国”，它与佤族传说人出自葫芦有关。彝族曾以虎为图腾，主要表现在本民族的自称与虎的名称相同。
云南哀牢山有彝村名“罗摩”(母虎)，所居山冈名有“纳罗”(黑虎)，意为母虎黑虎族居住的村落、山冈，凉山彝世代游牧及至今栖息的山脉名叫“纳拉山”，“纳拉”意为黑虎。凉山中心地区有若干村名叫“罗罗”、“罗罗康”，为黑虎族、虎族、母虎族所居的山脉、村落。凉山州北邻峨眉山是彝族故居，彝称“罗目（即罗摩)山”，即母虎山。
在龙虎图腾中，虎图腾的对象是单一的、明确的、固定的；龙图腾的对象是综合的、笼统的、复杂的。同一个民族对于龙的看法也不一致，哀牢山彝族以穿山甲(龙鲤)为龙，滇南峨山、新平一带彝族以蜥蜴(石龙子)为龙、凉山彝族以一种红色的小花蛇为龙，很多地区的汉族以鱼为龙。有的汉族以蛇或蛙为龙。
在古人看来，水生动物，水陆两栖动物乃至鸟类可相互变化，特异者能成龙，它是鱼、蛙、龟、蜥蜴等鳞虫类及鸟类的综合。例如福建省的“闽”，据《说文》“闽，东南越蛇种”。闽，显然是古代氏族社会中图腾的遗迹。古以闽地多蛇，对蛇颇为敬畏，故以蛇为图腾，相沿既久，后来就变成了地名。又如巴蜀的“巴护，古为巴国，今四川重庆市辖巴县。据《山海经．大荒北经》载：“西南有巴国，有黑蛇，青首，食象。”《说文》解释：“巴，虫也，或曰食象蛇。”这显然也是一种对虫(蛇)的图腾崇拜。
又如山西汾河的得名是在夏代以前的原始社会时期，与一个曾定居于这一水域的凤方所崇拜的凤鸟图腾有关。又如以崇拜鸟图腾最为清楚的商族，其族定居的“燕山”，就是崇拜候鸟燕子图腾而得名的。[3]
二从地名看宗教信仰
宗教对人类的影响是无无孔不入的，它包括人类社会生活为各个领域。通过地名也可以发现不同的宗教对人类社会的影响程度。
今天在宗教影响比较深的西藏地区、其宗教色彩的地名就很突出。古代西藏曾普遍信奉过一种称之为“本教”的宗教。最初，它流行于后藏阿里一带，后来自西向东逐渐传布。在佛教传入西藏以前，本教几乎渗入了以上地区的各个角落。至今西藏还保留了一些与本教有关的地名。聂荣县的彭赛、彭尼两地名，前者意为“本教地阴坡”：后者意为“本教地阳坡”。洛隆县的白达卡，意为“本教寺坡上村”。巴青县的本塔，意即“本教地”。聂拉木县的盆岗，意为“本教房屋”。
佛教势力自7世纪中叶开始传入西藏地区。今天在西藏地名中，带有藏传佛教性质的就有相当的数量。以人名作地名的以古印度僧人莲花生之名最为突出。如白朗县的乌兼拉，意为“莲花生大师山”。谢通门县的沃间，意为“莲花生大师”。察隅县的乌金白玛拉，意为“莲花生大师山口”。以佛境世界为地名的有：堆龙德庆县的县名，察隅县的吉太曲、类乌齐县的古然多等，均含有“极乐地”的内容。芒康县的县名，即“善妙地域”一闻名中外的布达拉宫的宫名，也是“普陀罗”的译音。
以佛、神、菩萨名作为地名的有聂拉木县的赛卓玛、幽玛、问卓玛，其意为“黄金度母”、“碧玉度母”、。“海螺度母”，度母是藏传佛教的女神名。南木林县的石莫、错那县的斯莫，意为“罗刹女”，女罗刹在佛教中初当做绝美妇人。以佛教术语作为地名的有：加查县的玛尼溪卡，意为“六字明咒庄园”。所谓六字明咒即佛教秘密莲花部之“根木真言”。加查县的卡多，意为“悟空”等。以宗教活动为地名的有：南木林县的多角，意为“讲经”，萨迩县的曲定，意为“讲经地”。聂荣县的希楚迪，为“诵经小丘”。这些地方历史上可能举行过某些讲诵经书的活动。
比较本教色彩和佛教色彩的地名，看得出数最悬殊，这完全证实了西藏佛教战胜本教的历史事实。从宗教地名的分布，也可以不同程度地说明不同宗教的影响范围。本教地名今天主要出现在远离人口密集的政治中心地带，而多数处在边远山区、如聂荣县、巴青县、洛隆县、左贡县、定日县、聂拉木县等，这反映了本教势力的影响大多被限制在边远之地。[4]
三从双语地名看民族杂居
所谓双语地名，是指一个地方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名称并行使用，其中主要是当地少数民族有一个叫法，汉族另有一个叫法，两种叫法之间既不是译音，也不是译意。新通境内有87个市县，其中约有37个(不包括重名的)市县有两个共存的名称。例如，乌苏县，维吾尔、哈萨克族称“西湖”，轮台县，维吾尔族称“布古尔”；于田县，维吾尔族称克里稚：伊宁市，蒙古、哈萨克、维吾尔族称“古尔扎”；青海省的青海湖，蒙古族称“库库诺尔”，藏族称“错温布”；云南省的芒市，是佤族、崩龙族的叫法，而傣族则叫“勐焕”，汉族称“潞西”等等。[5]
双语地名的形成主要是多民族杂居和民族变迁造成的。以上所举双语地名实例就是民族杂居的有力证据。
古代新疆南部，在西汉、魏晋南北朝和隋代生活着许多操印欧语系的古代民族，主要是东部伊朗语族的各部族，他们在和田、喀什、库车等地占据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因此在这些地区的古地名中，从那些语言遗留下来的词占有重要的地位。如今这些地名的汉语名称多是从那些语言音译过来的。从公元6世纪起，古代和田塞语、粟特语、龟兹语等开始溶入突厥诸语言。到了11世纪左右，这一突厥化过程已基本完成。从人种构成的角度看，现代的维吾尔民族是以维吾尔为主体的突厥语诸族，以及古代塞人、粟特人、月氏人和元代蒙古人逐渐相互融合而形成的多元的民族。这说明、民族融合往往是由于民族杂居造成的。上述一些地名正是新疆历史上民族杂居、融合的活化石。[6]
四从地名看民族迁徙
在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无数次的社会动乱，尔后，有的民族南下，有的百姓西迁。在这一次次地迁徙和移民中，原来的家乡地名被带到了新地，有的地名甚至成为迁徙的唯一记录。[7]
在我国西北，有许多地名显示了古代中亚民族迁徙的踪迹。例如“疏勒”一名，至少有三处，一为新疆喀什市附近的疏勒县，一为甘肃河西走廊的疏勒何；一为青海的疏勒山。我认为“疏勒”一名是“粟特”一词的方言音转。[8]粟特为一中亚古代民族，粟特语从发现的地区分布来看，也是广泛地沿着西域交通路线而使用的。粟特人在古丝道上活动的时间自东汉已经开始。产生于10世纪的《世界境域志》一书也有许多关于粟特的记载。第十二章第二节说：“吐鲁番山山后有5个村子”，村名全为粟特语。“粟特”系古代伊朗语(与粟特语有关系)“圣地”之意。今天沿着古丝道分布的“疏勒”地名，正是古代粟特人在古丝路上活动和迁徙的写照。
又如颜师古注《汉书·地理志》龟兹条说：“龟兹国人来降附者，……处之于此县，故以名云。”龟兹国故址在今新疆库车县，而龟兹县故城在今陕西，这说明汉代已有新疆龟兹人向陕西移民了。如新疆乌什(县)，清朝从吐鲁番往乌什移民，从吐鲁番迁到乌什的人，就把乌什叫乌什吐鲁番。在伊宁附近有个地名叫吐鲁番圩子，据清代记载，清朝也从吐鲁番往伊犁移民屯田，这个地名也是原吐鲁番人带到这里的。米泉县的羊毛工，是因青海西宁羊毛工人迁来之后，将地名带到这里的。现在新疆地名中至少有10个以上的地名是以“莫尕里(或莫尕勒)”命名的，如在英吉沙、疏勒、岳普湖等县均有，这应是“蒙古”族称的遗存，这与元代以后蒙古人向新疆移民有关。又如昌吉市的兰州湾子，玛纳斯县的凉州户、莎车县的天津邦、昌吉市的陕西工等名称都与新疆近现代的移民有着密切联系。[9]
五从地名看十二生肖
翻开贵州和云南广西地图，往往可以发现许多以动物命名的地名，如马场、牛场、龙街、羊街等，而且不少是异地同名。仔细分析不难看出，这类地名的命名规律，是在“场、街’等通名前，冠以十二生肖构成。
云贵一些地名以生肖命名，估计同农村集市日期有关。因而是生肖纪日的一种遗迹。集市，贵州称为“场”，云南称为“街”，所谓“赶场”、“赶街”，相当于北方的“赶集：大约以前这一带农村集市曾以某生肖日为场期。如果某地是在地支逢辰的那天举行集市，相沿了一个阶段，人们自然地便把这里叫“龙场”或“龙街”，久之便成为该地的地名了。云贵两省以生肖命名的地名，绝大多数是县以下集镇，少数是现在的县城。可见这类地名确实与农村集市及其周期有关。
十二生肖按地支顺序排列为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按理说以生肖冠字的地名应该都有。但是由于民间习俗存在着某种忌讳，虎、蛇两个生肖有着例外现象。地支寅，地名并不称为“虎场”、“虎街”，而改称“猫场”、“猫街”。云南南涧彝族自治县有“虎街”，当地读音却作“猫街”。这同云贵一些地方的虎姓一样，写“虎”读“猫”。云南弥渡县有寅街，则是干脆以地支的寅代虎讳了。地支已属蛇，而“蛇场”、“蛇街”不见于云贵两省。群众把蛇称为“小龙”或“长虫”，故云南景东县有小龙街，南涧彝族自治县有长虫街。
云南，贵州冠以生肖的地名，大多集中存贵州的安顺、毕节、六盘水地区和黔南、黔西南自治州，以及云南省曲靖、昭通、玉溪地区和楚雄、红河、文山自治州一带。这一地区范围广大，同一天举行集市的当不止一处，因此异地同名相当多。[10]而这些十二生肖地名可能与彝语支民族有密切关系。
六地名连名制
在今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南部的黄草岭、俄扎乡一带的哈尼族腊咪支系，至今尚保存着较为完整的“地名连名制”。从地名连名可以看出，一母寨分出若干子寨，这些子寨又繁衍出新的子寨，子寨名称都带有母寨名称的一个字。如“堕沙”，“堕”指的是母寨堕铁，“沙”意为好住的地方，“堕沙，就是堕铁沙，意思是从堕铁搬到好住的地方。
地名连名制的产生是与氏族制度密不可分的。在氏族制度下，每一氏族在发展中分为若干女儿氏族，这些女儿氏族与母亲氏族组成胞族；若干胞族组成部落；若干部落又组成部落联盟。一方面，氏族分裂出女儿氏族；另一方面，原有的村寨也分裂出女儿村寨。对这些女儿村寨来说，原来的老寨就是母寨。这些分裂出来的氏族，其内在的联系必定是血缘的联系，而外在的联系及其形式则是地名相连。
黄草岭一带的地名连名保持的较为完整，这与崇山峻岭、交通闭塞有关；而俄扎一带和其他几例残破的连名地名，多处于旧时的交通要道上。
地名连名随着赖以生存的基础——氏族制度的崩溃，也不可避免地衰落了。民族间的交往在政治、经济上对此都造成了强烈影响，文化的渗透更是到处可见。现在，元阳县的哈尼族地名，很多就是汉彝、汉哈尼、瑶哈尼语掺半的。如从“苏皮”—“皮寨”；“闷洛”—“洛塘”这样的连名，已能看出汉文化已渗入他们的地名中。地名连名制的出现应早于父子连名制，因为前者产生于氏族分离和村寨分裂之时，而后者产生于父系制家庭建立之后。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地名连名制可能曾给予父子连名制以启示。[11]
七从地名看民族习尚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名录》中，‘带有“喀拉”一词的地名约有条之多，“喀拉”一词不仅见于现今地名，也常见于史籍，如《阙特勤碑》中的“喀拉湖、《墩欲谷碑》中的“喀拉库木”，以及公元9世纪末的西域著名地方政权之一的“喀拉汗王朝”等。“喀拉”一词自古至今沿用不衰，它是阿尔泰语系的同源词。突厥语本意为“黑的”。但在地名中常常还有“伟大、高大、神圣、辽阔、清亮、纯净、众多、强烈”等意义。我国北方一些民族都习惯把方位和颜色联系起来表示某种含义，如北方—黑色、南方—红色、东方—青色、西方—白色，而以北方为尊，从而尚黑，使“黑色”具有以上的含义。
如地名“喀拉和卓”，系维吾尔语，意为“神都高昌”；“喀拉斡耳朵”，系突厥语，意为“圣都”，“圣宫”：“喀拉沙尔”，系突厥语，意为“圣城”；“喀喇昆仑”，系维吾尔语，意为“巍峨巨石”；“喀拉塔格山”，系维吾尔语，意为“高山”；“喀拉库木”，系维吾尔语，意为“大沙漠”等。以上地名反映了突厥民族的尚黑习俗。[12]
而蒙古族是一个游牧民族，千百年来，畜牧一直是他们的主要经济形式。在长期的畜牧业生产实践和日常生活中，蒙古族接触的白颜色很多。无论是赖以生存的羊群和乳汁、还是住的蒙古包、铺的羊毛毡、穿的羊皮袄，全都具有白色的特征。天长日久，使他们形成了一种观念：白颜色是美好、吉祥、高尚、纯洁的象征，逐渐形成了尚白的习俗。“白”蒙古语为“查干”。在地名中，带有“查干”的不胜枚举。在《内蒙古自治区地名录》中，仅以“查干”起头的地名，就有条之多，如查干布拉格、查干哈达、查干呼都格、查干敖包、查干乌拉等等。[13]这在地名中也反映了蒙古族的尚白习俗。
八从地名看岩画分布
岩画就是刻画在山洞的壁上和山崖上的图画，又叫崖画。广西左江流域两岸奇峰挺拔，峭壁对峙，湖光山色，交相辉映，景色宜人。一幅幅用赫红色颜料绘成的各种人物、动物和器物的画像就分布在周围的悬壁上，俗称“崖壁画”。目前已发现分散在79个地点处，延绵多公里，其中以宁明县花山崖壁画最为壮观。其实宁明县的花山，实为“画山”，而且在左江流域凡有叫“花山”一名的地方，都发现有崖壁画，如龙州县棉江乡的花山，崇左县古坡乡的花山都已发现了许多崖壁画。
在左江流域最先发现有崖壁画的山是宁明县的芭来。“芭来”为古越语地名，从古越人后裔壮族人的语言来看，“芭”指石山，“来”指人脸和器物表面上的斑点，这可作花纹解。“芭来”即“有花纹的山”，因而芭来遂被称为“花山”。从历史上看“花山”是新出现的地名，“花山”一名出自清光绪年间的《宁明州志》。
在云南省沧源低族自治县也发现有崖画10处，其中有4处的地名与崖画有关。如在今动乃乡所在地东北，山崖大体上是南北走向，崖面向西，附近有一小村落，现称“崖画寨”。此地原名“帕典姆”，系佤语，意为画崖。在曼坟大寨通往勐省大路旁，有一地名叫“壤典姆”，系佤语，意为画崖。在永德海村之东北处，有一地名叫“壤达来”，系佤语，意为“画洞之山崖”。以上地点都发现有崖画。湖南新宁县有“画山”，广西宾阳县有“仙影山”，武宣县有“仙岩”，环江县红水河右岸有“人影山”。“画山”、“人影山”和“仙岩”等名称，皆因岩壁上有绘画而得名。“我认为其他各县凡有“花山”、“华山”名称的，可能古时山上都有岩画或古文字存在，不过后来陵谷变迁，归于漫灭，或高山峻岭，荒野蔓草，不易发现罢了。”[14]
通过地名来研究中国文化，称为地名文化学，也就是要把中国的地名材料和中国文化史上的种种问题结合起来，探索地名与文化史的内在联系。这是一项引人入胜的事业。对文化的研究能够扩大地名学的视野，对地名的探索则能加深文化史的研究。70年代后期，我国进行了空前规模的地名普查，80年代初以来陆续刊布了近千种地名志。这些材料足以使我们开始对中国文化和地名的关系深入的研究。把如此丰富地名材料和历史悠久，多姿多彩的中国文化结合起来研究，这是一块大有作为的领域。同时，把我国地名的历史演变同历史上汉民族与其他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交流、冲突、跌宕结合起来研究，这同样是一个广阔的天地。民族语地名的演变是一种耗散运动，它在历史上同周围其他民族语言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从民族地区地名演变史往往可从映照民族交融的历史。中国地名学的解放在呼唤地名学与文化学的结合。地名学与文化学相互渗透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注释：
[1]牛汝辰《地名与中国文化》《中国文化报》-08-09（3）
[2]见《方舆纪要》卷51《河南·南阳府·汝州》
[3]牛汝辰《地名与中华民族的图腾崇拜》载《社会科学战线》年第3期
[4]闻黎明《西藏地名的宗教色彩》载《地名知识》年第2期
[5][6]牛汝辰，牛汝极《少数民族语地名研究对发展语言学的意义》载《西南民院学报》年第3期
[7]牛汝辰《地名与民族迁徙》《贵州民族研究》年第4期
[8]牛汝辰牛汝极《疏勒名称试辨》《地名知识》年第4期
[9]牛汝极《新疆地名的文化透视》《地名知识》年第1期
[10]杨熤光《十二生肖与云贵地名》《地名知识》年第3期
[11]王清华《元阳哈尼族地名连名制试探》《云南社会科学》年第6期
[12]牛汝辰《新疆地名中“喀拉”一词辨析》《新疆社会科学》年第4期
[13]姚克诚《蒙古语地名中的查干》《地名知识》年第1期
[14]牛汝辰《从地名看我国岩画分布》《地名丛刊》年第2期
（本文原载《贵州民族研究》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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