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嫣，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博士，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博士后，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公众营养与发展中心全国健康家庭联盟健康传播大使，国内第一位公费去美国务农的学生，原小毛驴市民农园名誉园长，现任分享收获(北京)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国际社区支持农业联盟(URGENCI).联合主席CSA项目创始人与负责人,是中国社区支持农业和可持续农业的重要推动者。研究方向：可持续农业与公平贸易。石嫣(左)、马平川(右)在分享收获农场马平川：石老师，您一直在乡村建设领域做一些事情，但好像更侧重在农业流通方面的城乡融合、生态消费方式的推广等。您所推广的这些经验，对于整个村庄的发展，对乡村建设的发展，他们之间的联系或者说影响主要有哪些呢?石嫣：我一直觉得乡村建设不是建设乡村，如果只是理解为建设乡村，那就只局限在乡村这个区域了。其实乡建是去构建整个社会。所以我们做的是要把城乡的关系、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关系链接起来。很多住在城市里的人并不知道农业跟环保有什么关系，跟现在的气候变化有什么关系，国际上绝大部分人都认为农业会对生态带来负面影响，因为它需要打农药施化肥、需要砍伐森林。但站在中国的语境来看，实际上，农业在整个地球的环境、生态的变迁中具有很重要的作用，我们有着几千年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农业发展历史，不像西方总是把自然看作一个客体、一个对象，人类是可以和环境和谐发展的。我出生在城市，和农村没有那么强的关联性。我们去面对消费者。去给城市中产阶层送菜，是不是开始服务于中产阶层、不为农民做事了？这是乡村建设吗？我们有很长一段时间不断地在讨论这些问题。那时觉得很有必要弄清这些问题。但我一直觉得，不应该将农民与市民对立起来考虑。中产阶层的市民像是我们自己的家人、亲人，他们可能在收入上属于中产群体，虽然可能比农民好一些，但是他们很多时候也同样是被动的，生活状态也不是我们很多人想象的那样，也会有很多困惑和难处，他们的日子并不一定过得很好。我们这些从事农业的人，如何通过服务于他们的需求而推动生态农业的发展和生态种养者的经济收入，这是一个现实问题，也是一个现实突破口。因为若只是直接服务于农民才算乡村建设，那么，一个实际状况是：下乡调研半天你会看到很多问题，农村处处都是老年人，他们争取自己权利的意识和能力都很欠缺，农村的事情难免会被精英俘获。如果市民参与到生态农业当中，那他的钱就可以流回到乡村，就能够让更多的年轻人回到乡村，人回来了带动一些东西，打破一些东西，然后形成一些东西。我们是通过以中产市民消费生态农业这样一个切入点，引发大家对于环境、市民和农民之间联系的思考和可行性行动的，以此形成城乡之间的循环和流动，这是从大的层面来看。马平川：我觉得您所做的和推动的乡建可以算是一个中观的乡建，而不是在一个村庄场域内部做一些事情。石嫣：是的。做乡建有很多途径。我们本身与我们做农业所在的一些村庄并没有很多链接感，除非像做项目，有外部资金支持，去刻意地形成并建立这种关系，否则是很难的。我们还是要定位在自己的行业，先把农业做好。如果说有人愿意回到自己家乡，当然可以去做一些事，形成一些影响。但是如果我们刻意地把精力都放在村里，去做建设乡村的事，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也不太现实。马平川：石老师，如果翻译乡建的话您会用哪个词呢？做了这么多事情，回过头来您会怎样定义乡建?石嫣：我会用“ruralreconstruction”，这是温老师原来所说的。至于说怎样定义乡建，你看民国年间的乡建，那个时候城乡之间的区别其实不是那么明显，本身便是相同的社会，所以以我自己的理解，也许乡建自古以来就有，什么是乡建？就是当这个社会已经出现了黑暗面的时候，永远都有人去做看似不讨好，或者说看似非主流，但仍然对这个社会、这个时代有价值的事。像张謇他们过去所做的社会企业不一定是为了建设乡村，他们处在国家发展遇到国际多种挑战之时，即我们的民族遇到生存问题的时代，他们都在以己之力改变社会。不论何时，我们的社会都会遇到阶段性的问题，而乡建其实就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乡建人就是知道这些问题但不去随波逐流，仍然想要去治疗这个时代的一批人。对我们来说，我们所做的是以推动促成改变。也许不一定会带来彻底的变革，但是在某些问题上能够形成一些改变，这便是我们所做的。（本文摘选自《对话乡建人》）《对话乡建人：乡建理想国的真实之旅》温铁军主编何慧丽许函诚王思贤著东方出版社中国农业大学何慧丽教授带领学生走出高校“象牙塔”，走进乡建理想国，在乡村建设的一线，与16位乡建骨干展开了一系列深刻的真实对话。谈话内容既涉及百年前乡建先辈的筚路蓝缕，也有当代乡建者的前仆后继；既展现了不同区域的乡土文化，也解释了不同的资源禀赋对于乡建行动的走向的决定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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